梦想与现实（二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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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种国际比赛和各大国际著名芭蕾舞团的比赛和演出录像带，则成为我生活中唯一的必需品。超强度的训练占据了我每天绝大部分的时间，只有晚上训练结束到上床睡觉的空档可以看看录像。有时训练结束回到宿舍，我的眼睛实在太累，看不动录像，仍然播放着录像带，听着音乐入睡，有时在睡梦中都会跟随音乐起舞，我已经走火入魔了。
　　
　　2009年8月，我和叶梓涵、蓝婧予还有舞团里的另一名老师，一共四人，踏上了前往法国参赛的征途，先到北京住一晚，第二天早上再飞巴黎。我度过了有生以来最长的一个白天。法航班机是上午10点10分左右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，整整十个小时，窗外一直是白昼，到达巴黎时已经是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10分了，可是巴黎时间还是下午的2点15分。
　　
　　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游玩，到酒店安顿好后，就要开始紧张而又忙碌的行程。由于是团里面的经费，我尽可能的要为团里节省费用。我们四个人挤在酒店的一个套房里。叶梓涵睡床，另一位老师睡厨房里的床，我和蓝婧予睡在沙发上。没有时间做饭，我们就到超市里买了足够吃四到五天的食品。
　　
　　蓝婧予没少抱怨，说住宿条件差，是陪着我受苦，顺带展示她通过选拔参赛，不需要团里花钱的优越性。我默默忍受了，我底气不足，只能加倍努力，用比赛成绩说话。
　　
　　接下来就是开始为比赛做准备。我去组委会报名的时候，看到身旁的几个俄罗斯女孩，身高都在1米7以上，皮肤异常白皙光滑，骨架匀称而挺拔，我跳了十几年的芭蕾，看过无数芭蕾舞女演员，但眼前这些年轻漂亮的俄罗斯芭蕾舞女演员，还是让我十分惊艳。她们简直就是芭蕾的宠儿，美丽的天鹅，和她们相比，我就是只丑小鸭。她们也向我投来疑问的眼神，叽里咕噜地用俄语交谈着，似乎也对我这样的亚洲人能否跳好芭蕾舞产生了质疑。我感觉到了自卑，参赛的自信心也有点受挫。
　　
　　组委会安排了一些评委给参赛选手上辅导课，上完课还要训练，瘦弱的我，每天都背着一个硕大的背包，从住宿的酒店出发，行色匆匆的走在巴黎的街上，然后搭乘地铁前往上课的地方。包里装着吃的、喝的、舞服、鞋子、化妆品等，所有的必需品都装在里面了。
　　
　　我的英语水平应付简单交流不成问题，但是很多法国人不懂英语，我只能拿一张地图，把要前往的地铁站的站名用笔圈起来，然后一有不明白的就逮住人询问，例如在哪个地方转地铁，在哪个方向上车等等。地铁票一张1.4欧元，转车时不需要另外购票，对当地人来说还是挺便宜的。
　　
　　巴黎的地铁站很空旷，铁轨很宽，没有防护门，比香港和广州的都要旧许多。我要由衷地说，法国人真的待人很热情，他们会很认真地看着地图上画圈的地方，然后从候车椅上站起来，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，直到我听明白了才微笑着和我道别。
　　
　　上完课还要去训练，牛奶、鸡蛋和巧克力组成的“老三样”的饭餐只能在马路上解决。每次上完课，马路边上都会站满和我一样参加比赛的年轻女孩，不同肤色，不同种族，大家虽然语言不通，但是手里都拿着同样的牛奶、鸡蛋和巧克力。我们看着对方手里的“老三样”，相视而笑，梦想是跨越国界的，大家都在追逐同一个芭蕾梦，不会讲究吃穿住的舒适与否。在异国参加比赛，身体的疲惫和生活的艰苦都是次要的，只有比赛结果才是我们唯一在乎和牵挂的。
　　
　　然而参赛过程并非一帆风顺，除了报名时见到俄罗斯女演员而自信心受挫外，在音乐伴奏上又碰到了问题。组委会认为我们带去的第三轮比赛参赛选段《雷蒙达》的伴奏带速度太快，如果放慢，音质又变得很差，只能自己想办法另外找伴奏带。人生地不熟的我，根本不知道去哪里找新的伴奏带，我为此惶恐不安，却无能为力。
　　
　　第一轮比赛结束了，选手都在当天晚上赶到现场，以便及时知道自己是否进入第二轮比赛。虽然我对进入第二轮有信心，可是，第一、第二个名字都不是我，我开始紧张起来，屏息凝神地捕捉宣布者发出的每一个音节。我听到了蓝婧予的名字，我的名字却迟迟未被念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