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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五一章 凉风起天末(上)

第七五一章 凉风起天末(上) (第1/2页)

不得不承认,经过十年的苦心积累,沈默已经织成了一张硕大的网络。其实力超出所有人的想象……虽然都知道他很强了,但他暴露在外的只是冰山一角,你根本体会不到他真正的力量,所以总是被他无害的外表迷惑。
  
  难道他一次次过关,都靠的是运气吗?显然不是。就拿这次应付钦差来说,那边王篆还没出京城,沈默便已经得到了他和金太医的全部资料,周密分析之后,找到了金学逑和崔延这条线。
  
  通过询问崔延,沈默知道此人的祖宅,被汝阳王朱睦槿占据,一直在打官司想要回来,虽然汝阳王也不算什么大鸟,但也不是一个小小医官能撼动的,金太医为此事一直心情郁闷。
  
  于是崔延给金学逑写信,告诉他祖宅的事情,沈经略会帮他搞定,当然他前提是沈默得有机会回燕京,说话才能管用。金学逑收到信,自然明白了题中之义,何况师生关系摆在那,便配合沈默一起,把王篆给糊弄过去了。
  
  其实金学逑的医术很好,一番仔细的望闻问切,便知道沈默的病是装的,要是沈默不把他买通了,肯定难以过关;若是做得着了痕迹,也没法瞒过精明的王篆。虽然看上去,沈默总是不费什么力气便能过关,其实他的功夫下在常人看不到的地方,善战者无赫赫之功,就是这个意思。
  
  归期一定,沈默反而不急了,他大约能感觉到,这次离开江南,恐怕数年之内不会再回来了,必须抓紧最后的时间,完成他那庞大的布置。
  
  首先是布局官场。其实这些年下来,他的同年和学生,早就遍布东南六省,只是大都官位偏低,大多数同年刚熬到同知一级,或者在省里担任职务,只有极少数已经担任知府之类的要职。但这就让沈默无需大动干戈,就可从容让自己的人,占据东南的半壁江山。
  
  他虽然没有任命六品以上官员的权力,但他对东南六省的官员,有着绝对的调配权,只需将一些露脸的任务交给自己人,甚至只要沾点边,就能搭上剿匪胜利的顺风船,顺理成章的加官进爵,且现任吏部尚书郭朴,是高拱的同乡死党,两人正在谋求入阁,想团结一切力量跟徐阶抗衡,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卖好给沈默的机会……郭朴虽然不认识沈默,但高拱深知他的厉害,认为用些许官位换得让他两不相帮,就算是赚到了。
  
  所以沈默的安排几乎无一落空,当然他的吃相斯文,只把重心放在沿海一带,以及一些重要的沿江城市上,这夹杂在徐党大规模的官员清洗中并不显眼,而且他的人仍然无一担任巡抚、甚至连布政使都没有,所以并不显山露水。
  
  沈默没有被冲昏头脑,他知道自己的人普遍资历尚浅,虽然去岁到今年是官员晋升的黄金时机,但拔得太快,无异于揠苗助长,没有任何好处。所以还是按部就班的来,别小看只为他们缩短三年五年的工夫,将来就是无与伦比的优势。
  
  在政治之外,工商业的布局更是紧锣密鼓,虽然大明的工商业在蓬勃发展,但问题亦很严重。要说明的是,中国工商业发展的上个高峰——宋朝时期,官营经济占据主导地位,民营只能是补充而已。但到了本朝,情况发生了变化,一个重要特征就是,私营工业占据了生产的决大部分比例,官营工业基本上无法与之相比。
  
  本朝整个社会呈现的景象是,民间的工业不断壮大,而官营工业不断萎缩。比如丝织业,官营的三大织造局,每年有十万匹的造解任务,以供上用赏赐。其实负担并不是很大,因为仅苏州一地,每年就能生产过百万匹的丝绸。但即使这样,织造局也很难完成造解任务,有时甚至完成不到一半。与旺盛的民营织造能力,形成了悬殊的对比。
  
  而且与人们曰常认知相反的,官营的织造质量,也远远不如民营,以至于每每御用之物,尽数委托民间,不敢自己动手。
  
  再比如官营织染局,在成、弘以后,就逐渐衰落了,其规模不要说与芜湖相比,就是比起江浙一带的私营染织场,也是远远不如;还有制瓷业,民窑发展的非常快,容量也比官窑大的多,以青窑为例子,官窑每座烧盘碟器皿二百多件,而民间青窑每座可烧器皿千余件。景德镇的民窑的窑身和每窑产量要比官窑大三四倍。
  
  沈默做过统计,嘉靖四十三年,景德镇的三千座窑中,官窑仅有百余座。崔、周、陈、吴四家民窑的产品畅销中外,质量更是远远超过官窑。
  
  甚至连历朝历代严格控制的采矿业,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总的看来,明代的矿禁政策,并不是很严厉,除金银外,很早就开放民营;官矿、官冶虽有起伏,但宣德以后,总是下降的趋势,正德以后更是迅速衰落,以至大面积停闭。大约只有云南等少数省份的官矿,仍然坚持运营,但也没什么大出息了。
  
  而与此相反,民营铁业得到迅速发展,芜湖已逐渐成为民间冶炼中心,专业炼铁钢坊不断扩大。如著名的濮万业钢坊之类的私营大钢场,仅芜湖一地就有十几家,每一家都生意兴隆,负担着全国半数的钢铁供应。
  
  就是禁止民间开采金银矿,也造成了一纸空文,因为矿区大都在深山之中,想禁止盗挖几乎不可能。事实上,‘盗矿’之事,遍及各省。他们有的是在深山偷挖,有的则凭借势力占领官家的矿场,有的更建立武装公然和官府对抗,比如衢州矿乱,就是典型的例子。而且这种例子并不罕见,在广东、四川、云贵等地,比浙江还要厉害得多。
  
  最后,连几千年来,都被当成重要财政来源的食盐业,也愈发失去原本的作用。因为作为朝廷的征税对象,官盐的价格太高,销量曰益萎缩,导致征税面曰益狭窄,当然税收也相应减少了。这是因为私盐的冲击,盐商靠私盐买卖谋取暴利,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,全国食盐需求量大约有十八亿斤,而官盐固定行销量只有五亿斤左右,食盐市场的七成为私盐独占,严重影响盐税收入。
  
  嘉靖以来,朝廷一直努力采取增加引目、提高引斤等措施增加官盐销量,以期提高盐税收入。可是人不能拿盐当饭吃,食盐市场终究有限,价廉质优的私盐在市场竞争中胜过价昂质次的官盐,朝廷的种种努力无不以失败告终。
  
  上述一切变化的产生,都跟沈默没什么关系,如果硬要说扯上,顶多也就是加速了其发展而已。可以说大明到了嘉靖末年,作为皇室和朝廷用度来源的官营经济已经濒临崩溃,完全被民营占据了绝大部分市场。
  
  可悲的是,蓬勃发展的私营经济,并不能为大明带来多少财政收入,因为与宋朝‘每五抽一’的税率相比,明朝的‘十五税一’、甚至‘三十税一’的商税实在太低;更无奈的是,即便如此之低的税收,偷税漏税行为也是到了明目张胆,猖獗已极的地步,可以说朝廷能从中获得的利益少之又少,大量的巨额财富流到那些豪门大族、缙绅富商家中。
  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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