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十九章 蝗商八大家
第三十九章 蝗商八大家 (第1/2页)今天一更,实在是疲累,好好休息一天,多多谅解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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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大总督履任,张家口、大同总兵更换,还有各镇的一批中下级军官也被调走,由武学出身的顶替。
还有更早的山西巡抚杨涟的到任,大力实施清屯充饷,一些地方官随之被罢黜和换任,山西的官场震动不可谓不大。
而这些变化,对老百姓来说,还感觉得不太明显。除了朝廷的蠲免旨意,令他们欣喜欢悦之外。
但对山西商人,特别是拥有边外贸易特权的商人来说,则越来越感到了压力,以及收入的减少。
要知道,拥有边贸易特权肯定能够赚钱,但走私禁货更是利润巨大。
《明会典》中记载:“有假此(马市贸易)窥觇虚实者,中国罔利之徒,与直结交,甚至窃买军器,泄露军情,虽有监市分守等官,势不能禁”。
也就是说,明朝对蒙古诸部开放马市,也并不是什么都卖,至少在一些物资上不是无限量供应。
比如铁器,就是明朝有明确禁止令的。另外,粮食、食盐等很多战略物资,也是限量卖卖。
至于兵器、情报,那就更是严令禁止。而且,这已经不是走私的问题,而属于卖国了。
而晋商八大家的卖国,却不是从私通后金开始。在与蒙古人的贸易中,他们借此发了财,也就是《明会典》所说的“中国罔利之徒”。
要成功走私,自然要交结官府,收买边兵边将,在检查出关时给予方便。时间长了,走私竟有向公开变化的趋势。
但现在,随着朝廷的大力整顿,走私不仅是越来越难,甚至有被完全掐断的可能。
山西介休,范府。
府宅占地数亩,修建得富丽堂皇,虽是商人,却有不下于高官的气派。
很正常,晋商多是官商,借官而起,掌有特权和便利。
如果追根究底,就可以发现,晋商曾经是张居正背后的推动变法的力量。
王崇古、张四维、杨博、王国光等山西官僚,与晋商通过姻亲,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比如王崇古的二姐嫁给了山西商人张允龄,所生之子即为张四维,王崇古的女儿则嫁给了杨博的儿子杨俊卿;
而杨博的两个孙女,则嫁给了张四维的两个儿子张甲徽和张定徽,张四维的一个女儿,则嫁给了马自强(陕西商人)的儿子……
正因为如此,便有很多人认为“隆庆和议”虽然在对蒙关系上是英明之举,保证了北疆的上百年安定。
但其时的高官王崇古和张四维拼命卖力,也是出于实现明蒙互市,为自己的富商家族取得赚大钱机会的私心。
事实上,晋商也确实通过边贸发了大财,进一步壮大了家族的财力和在山西的影响。
只不过,山西官场的变动,朝廷政策的变化,似乎正在渐渐堵住晋商的财路。由不得他们不进行商议办法,找到解决之道。
厅堂之内,范永斗面色和煦,听着王登库在发着牢骚,微笑着轻轻颌首。
“要不是咱们不怕危险,出关与蒙人贸易,哪来的边镇安宁?”
王登库还一副抱屈愤慨的模样,大声说道:“现在要卸磨杀驴,断咱们的财路了,哪有这样的道理?”
靳良玉呵呵一笑,慢条斯理地说道:“一朝天子一朝臣,皇帝看好谁,那就是谁。老王啊,莫要如此,须知气大伤肝哪!”
黄云发捋着胡子,缓缓说道:“老靳说得在理,可这事儿吧,也不能就这么算了。该争的,还是要争一下的。”
“怎么争?”王登库瞪着眼睛望过来,“要是用钱买,那也有机会。可现在,连钱都没处送呀!”
靳良玉说道:“看,老王你还是这般急躁。具体是何政策还没搞清,就说没机会。”
停顿了一下,他接着说道:“杨巡抚那里,某托人打听过。这事儿由宣大总督主管,怎么个章程,还要等总督大人宣布。所以,咱们还是耐心等一等为好。”
范永斗点头赞同,说道:“老靳说得在理呀!朝廷要发什么许可证,这和以前‘开中制’也差不多吧?不照样能发财致富?”
明朝洪武年间,为了防卫瓦剌和鞑靼对中原的袭扰,设立九边进行防御。
由于九边距离帝国的统治中心遥远,后勤补给困难重重,为了减轻负担,朝廷与山西商人达成了一个协议,就是所谓的“开中制”,或叫“开粮纳中”。
具体办法是:山西商人向大同、居庸关等几大边关要塞输送粮食,朝廷则给这些商人盐引,使这些商人获得合法贩卖“官盐”的资格。
开中制的优越性在于调动了商人和百姓运送军粮的积极性,不足之处则是让利给盐商,减少了政府的收入。但在明初,总体上来说还是利大于弊。
比如明太祖八次北征,成祖五次北征,耗费军粮马草无数,没出现民怨沸腾的局面,其中的“开中制”功不可没。
而且,商人为了节省运粮成本,招募大量农民在边镇附近开荒种地,也充实了帝国边境,促进了边区的开发。
但任何一个好政策,实施的时间长了,难免出现问题,“纳粮开中”也是一样。
由于贩卖食盐的巨大利润,大量皇亲国戚、贵族官员参与其中,利用权势侵占盐引。皇室也起了很坏的带头作用,把盐引当作了赏赐的手段。
这样一来,盐引超支,盐场又没有那么多盐可供支取,做开中盐生意的商人也就越来越少,开中制由此被破坏。
而山西商人的崛起,却是从“纳粮开中”捞到了第一桶金。
除了正常运作外,他们也用贿赂等手段,花少量的钱,不运粮,却能得到盐引,与权贵侵占的性质也差不多。
所以,边贸许可证的风声传开,王登库、靳良玉等人坐不住了,龙头老大范永斗却还比较沉稳。
在他看来,政策不在于如何制定,而在于如何执行。朝廷的本意,到了地方,会不会被落实执行,会不会跑偏,这其中的说道儿可深了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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